冯并：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执行副会长。经济日报社原总编辑。1945年出生于河北。高级编辑，国家级有贡献专家。武汉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会长。

　　应对经济形势变化，企业要过五关。

　　第一关就是通货膨胀。尽管我们的正式提法是“两防”，其中包括防止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在事实上已经置身于通胀之中，要判断的只是程度问题，总之是价格进入了一个上升期。通胀的成因，多有解释，从根儿上讲，是货币多了。为什么多了?有正常因素，有不正常因素。经济总量大了，属于正常因素，有些则需要调控。外汇存底高达14000亿美元，必须有相当的人民币来回应；投资过热，也必然会化为货币压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说的虚拟经济，股价一度高攀，“投机”的“热钱”不断流入，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混在一起，也要对货币数量发生作用，再加上各种基础资源价格异动，表现为物价大幅上行。特别要看到，这次通货膨胀带有国际性，我们加入了WTO之后，经济一体化的影响逐步显现，国际性的通胀必然影响到中国。人们很关注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这个原因。现在，大家都在讲，要告别廉价能源时代，告别廉价粮食时代，同时也会告别低通胀时代，至少一段时间内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生产成本必然大幅度提升。这一关不过也得过，至于时间多长我们慢慢再看，因为经济运动本身是一个过程。

　　第二关就是资金价格。面对通胀，利率杠杆总是要反复启动的，不管是加息还是提高准备金率，是必然的选择。对企业来说，贷款准备金率不断提高意味着得到贷款机会比较少了，存款利率提，贷款利率也会提。利率的变动则意味着资金昂贵，融资成本高了。

　　第三关是人力成本。现在，企业对《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总体是赞成的，但评价不一致。按说中国的劳动法比起印度的劳动法，不算严苛。印度的劳动法规定，企业要解雇100名以上的职工，要得到联邦政府批准，我们至少没有这一点。但是，也有人讲，印度发展势头似乎赛不过中国，其中就是因为劳动法严苛，限制了企业发展。劳资问题终归是两难的事，一方面要让工人体面劳动，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待遇、报酬、福利，不能再出现“血汗工厂”，我想多数企业家也希望是这样一个状况；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人力成本上升如何去消化。珠三角很多企业外迁，原因很复杂，但人力成本的增加也是一个因素。

　　第四关则是环保。我们常讲，西方国家是先污染后治理，我们不走这条老路。但事实上我们也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走出这个怪圈，污染带来的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是很高的，高到连太湖水都出现了问题，说明边污染边治理的路已经走到尽头。环保和节能减排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需要实在的投入。制造业面临着这样的新挑战，要花费力气，付出大代价的。

　　第五关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们讲“企业公民”，讲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对企业的一种新要求。过去讲，企业是社会经济细胞，主要功能是创造利润，这是对的，但“企业公民”的提出，意味着人们对企业的评价系统发生深刻变化。刚才讲到的用工、环保问题都是社会责任问题。企业要负担起应当负担的社会责任，这涉及到企业品牌和市场评价问题，如果企业污染或者产品是污染的，人家可以完全不买你的账。政府采购就有这方面的规定。我们正在进入后品牌时代。原来说，一个企业的品牌值多少钱，可以计算出来，但是责任不到位，一件坏事出来就可以搞得你一钱不值。可以说，社会对企业的要求从来没有这么严格过，但这又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环保责任尽到没有，劳动关系是否和谐，诚信度又如何，还有社会公益，哪方面做不好都影响到品牌。

　　过这五个“关口”，要有综合举措，目前最要紧的是加强企业管理，包括成本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投资管理，战略管理，公共关系管理，品牌管理甚至危机管理。练好内功，在什么时候都是最管用的。

　　（本版演讲和对话根据速记整理，摘要发表，未经本人审阅）来源：中国企业报

2008年0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