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2006年9月26日公布《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报告采用全新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加以评估，而往年采用的是增长竞争力指数。为了便于跨年度比较，世界经济论坛竞争力项目组还按照新指数对去年的排名进行了调整。比如，美国的排名由第二位升至第一位，中国由第49位升至第48位，印度由第50位升至第45位。而今年中国和印度分别排在第54位和第43位。也就是说，中国在去年的基础上倒退了6位，而印度在去年基础上前进了两位，中国比印度落后11位。

　　在中国大量硬数据(GDP增长率、人均GDP、经济总量、基础硬件设施等)都排在印度前面的条件下，竞争力却落在其后，肯定会有很多国人不服气。而世界经济论坛是根据各国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公布的硬数据和对企业高级主管进行的意见调查结果来对全球经济体竞争力进行排名的。由于硬数据在竞争力评估中所占的比重不到三分之一，近年来不少人士开始怀疑其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人均GDP是印度的2/3，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比印度高70%到80%左右。正因为这一点，国内很多学者和政府部门官员说，印度尽管有新闻自由、有民主制度、私有产权等等，但是它并没有创造出中国这样的经济奇迹。

　　但就像一个肥胖臃肿的人不能被视为强壮一样，一个国家是否有强大的竞争力，决定因素不是外表和躯干有多么高大，也不是其瞬间爆发力有多强，而是内在的组织结构能够支持其各个器官以多大的活力，以及这种活力能支撑多久。这样的组织结构往往表现为制度的软环境。

　　600年前，中国和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和的75%；200年前，中国人口占世界总量的1/6，财富占世界总量的1/3，典型的世界超级大国；100年前，欧洲和美国已占据全球生产总值的大半江山，人口众多的亚洲沦为无关紧要的小角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龙”、“印度象”再次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两个人口总和接近世界一半的超级人口大国，再一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在无数的宏大叙事之外，我更关心的，是这两个超级人口大国之间在一些具体细节上的异同，因为我知道，比高远的目标和宏大的口号更重要的，是具体的细节构建。细节决定成败，不仅在一时一事上是如此，在国家进步、民族振兴的问题上，同样如此。我尤其关注的，是个体尤其是弱小的个体在一个国家中的命运。作为个体的人，既是国家的全部目的，也是一个国家的全息影像，从中可以折射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命运。

　　一、 中印两国工资比较

　　全球著名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翰威特咨询公司去年底公布的一份年度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印度再次成为薪酬增幅最大的国家，高达13.9%，高出中国一倍。2005年中国整体平均薪酬水平增长6.6%到8.9%。

　　有人认为，印度的工资基数比中国低，工资增幅高属正常现象。事实不然。同期《中国青年报》报道，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美世咨询一项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中国42种职位中，95%的基本工资成本要高于印度。但这只是总体层面上说的，基层员工的工资差别并不是很大，但高层经理和专业人员的收入为印度同等职位的两倍以上。这样，中国的工资成本从整体上就高于印度。这样一算，就知道在同等基础上，由于增幅不同，印度普通员工的工资可能要把中国的同类员工甩到身后。

　　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工资增幅还要跟GDP增幅做比较。美世咨询的调查表明，在过去5年中，印度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1.5%，而中国为7.5%。而同期GDP的增长，中国一直维持在两位数，这两年宏观调制后有所下降，但基本维持在9%的高位；而在印度历史上，GDP增速只有三次超过8%。

　　它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国的薪酬增幅远低于GDP增幅；而印度正好相反。这是一个质的不同??前者意味着国民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进了国家财政和资本家的腰包，GDP增长得越快，普通劳动者相对越穷；而后者则意味着GDP增长大部分直接造福于民众。前者藏富于民，后者则富国寡民。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指标叫分配率。它是指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分配率中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得份额越大，社会分配越均等、公平。

　　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为54.18%，美国2000年分配率为58.31%，德国2000年分配率为53.84%，英国2000年分配率为55.27% 。而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一直偏低，全国平均在12-16%之间，如果再加上工资额30%的福利，则在15-20%之间。自1978年以来，最高的年份1980年为17.09%，最低的年份为1998年的11.91。

　　年份 工资/GDP (工资+福利)/GDP

　　1978 15.70% 20.41%

　　1980 17.10% 22.23%

　　1985 15.43% 20.06%

　　1990 15.91% 20.68%

　　1995 13.85% 18.01%

　　2000 11.91% 15.48%

　　2002 12.51% 16.27%

　　2003 12.57% 16.35%

　　在过去几十年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国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而税收占GDP比重逐年上升，这几年政府税收是国民工资总额的2至3倍。

　　即便如此，中国大陆的薪酬也大部分向高层管理者倾斜。一项调查表明，我国国企经营者年薪是员工平均工资的13.6倍，最高差距达50倍。这样一种极不公平合理的薪酬结构，把所谓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全部抵消还不算，总体上还使我国的工资成本高于印度，从而在薪酬方面失去国际竞争力，影响国际资本的进入。

　　二、 薪酬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薪酬与GDP的关系，以及薪酬的内部结构，反过来又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薪酬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以及薪酬内部结构不合理，其结果必然是内需乏力，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这正是我们今天的现状??内需对GDP的贡献率仅25%左右。而这样的路径依赖又是高能耗、高污染、高破坏的最好温床。恶性循环。

　　印度的经济结构跟我们相比有强烈的反差。每年流入印度的境外直接投资大约只有中国的10%，印度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比中国落后大约10至15年，但印度却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速，而且它有30%至4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自生产力的增长，而不是资本或劳动力的增加。

　　1990年至2003年间，印度服务业对GDP增长所贡献的比重达到62%，而中国的这个数字仅为印度的一半左右。印度和中国是如此的相近，所以经济学家们把靠服务业起家的印度和靠制造业取胜的中国进行对比。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认为，发展服务业，印度不仅避免了大量的基础建设投入，而且还在全球形成了竞争力。

　　印度决策者也已经认识到，服务业造就的只是一批精英富豪。仅仅IT产业是不够的，必须学习中国发展制造业，才能让更多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但是，同为制造业，彼制造和此制造不一样。彼制造业建立在服务业相当发达的基础上，建立在员工薪酬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的基础上。因此，彼制造业不必以“低工资优势”为基础，不必以牺牲自然资源、环境、人民健康乃至生命以及牺牲农业为代价。最为关键的是，印度以IT产业、制药业为龙头的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为开路先锋，是从最不易与民争利的地方入手，有效避免了拆迁、征地和污染等过程中的过度剥夺和破坏现象，一个尊重人权、民主决策的制度和观念业已成型。印度国大党政府甚至抱怨法律对于工人实在是太“溺爱”了，然而我们缺乏的正是这样的“溺爱”。

　　三、 富国寡民与举国内耗

　　任何税收都是对公民的摄取，这个摄取如果是适当的，通过有效的财富再分配，比如免费医疗和教育制度的建立，对贫困人口的救济，等等，将有助于社会的平衡、安定，有助于社会财富的更快创造和积累。但如果国家过度摄取，对权力的转移支付过度自负，则会严重地加剧内耗和腐败，导致社会财富的减少和社会的贫穷。

　　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摄取过多，则人们不得不在再分配上多费时间和精力。再分配即使没有成本，也只是国民在财富问题上做零和博弈，即一方之所得必为另一方之所失，社会财富的总量没有增加，社会也就没有进步。

　　而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再分配方式是没有成本和代价的。即使是抢劫也需准备凶器，要花时间精力，这些过程都没有创造财富。而在一个盗贼横行的社会，为了防止被抢，人们还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个过程也没有创造财富。即如转移支付，大量的财富耗散在中间环节，腐败的成本也居高不下。比如人们一再提到的“跑步钱进”，一万家驻京机构基本上都是不创造财富的“内耗机构”。

　　四、 国民创业的金融与法治环境

　　印度的大型私人企业规模要比中国的大10倍。中国私人企业受到大量资源性垄断企业的残酷盘剥与压榨。而中石油、中石化、中航油、国家电信、电力这些垄断企业带给中国人的不是创业的快感与激情，而是泰山压顶般的压抑与屈辱。至今，中国还没有能和跨国公司相抗衡的私企，而不少印度私人企业已经能在国际市场上立足。

　　印度资本市场也远比中国稳定高效，印度金融机构放贷款遵循市场规则。专家估计，印度银行坏账率是15%，而中国的银行坏账率可能是25%，甚至更高。中国私人企业很难获得国家银行贷款。中国的民间融资渠道也极其狭窄，政府过度担保与该领域的过度限制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相比于印度成熟的证券市场，中国的沪深股市简直就是个赌场。自2000年以来，印度主要的孟卖敏感指数上涨了近3倍，而同期内中国上证综合指数则下跌了近40%。

　　改革方向的明确使印度公司企业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印度工商联合会(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003年印度工商企业对前途有信心的比率为40%，去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73%。中国的个体工商户从1978年起步，到1999年左右到达高峰，之后则江河日下。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表明，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缩水”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国家工商总局的另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全国内资企业实有350万户，比上年净减少30.1万户，下降7.9%。这些是登记在案的个体工商户数据，没有登记的个体工商户的消亡，速度可能比这还快。

　　尽管印度人也和中国人一样并不喜欢打官司，但没有人怀疑印度不是一个法制社会。健全而公正的司法体系为印度社会长久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但中国像北京嘉利来案这样明目张胆抢劫公司数亿元股权的案件绝非个案，虽中央干预亦迟迟不决。

　　调查显示，中国因法治不立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在6000亿元以上。因此无端耗费的间接经济损失无法估计。此外，腐败造成的直接损失6000亿元，因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5000亿元以上。三项合计划18000亿元，是全国税收的60%，全国2004年GDP总量的10%！几乎可以完全抵消同期GDP增长率！

　　五、 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等国内学者认为，“在印度，人们在决策程序上花去了太多讨论的时间，服务于经济增长的制度远未形成”。其实这恰恰是民主决策的优点所在，最终实现的必然是边际效益也就是全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而决策效率高反而往往最终变成破坏的效率高，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弱者权利的侵犯上，尤其如此。比如最近中央对河南省违法征地的两个主要责任官员实施党内警告的“严厉处分”，但被征的一万多亩地已经覆水难收，家园破碎的人们流离失所。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1962年就已经被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用科学的理论解决了！他和另外一个合作伙伴的研究结果表明，一项公共决策的制定不仅仅涉及到决策本身的成本，而且涉及到外部成本，也就是说决策者本人可能对不参与决策的人强加的成本。两项成本的总和就是社会的总成本。没有民主，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外部成本)就非常大。结论是：必须通过宪法限制政府机构行使权力。布坎南后来于198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跟他这一成果关系极大。

　　六、 其他一些细节

　　印度也有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进城农民工也往往是一家人的经济支柱。但有所不同的是，农民工工资被拖欠，有大学生和他们一起绝食抗议。库马尔和他的工友们为德里大学改建宿舍，工钱却被包工头卷走，于是希望德里大学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先垫付工资，再追究潜逃的包工头，遭到拒绝后，德里大学学生会组织学生加入了民工绝食的队伍，以壮大声势，吸引媒体注意；

　　印度著名作家罗易以《微物之神》夺得全美图书奖和英国布克奖，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49周，获利千万。她把巨额稿费捐给了NBA(纳玛达反水坝组织)并加入了这个队伍。我们有没有这样杰出的作品和作家？我们的水库移民权利受损严重，有没有相应的维权组织在行动？

　　印度教育和医疗免费；

　　印度没有户籍制度，贫困农民大量进城，典型如孟买，1500万人的城市里有500万人住在贫民窟塑料布、锡板、简易铁皮搭成的贫民窟里，但那却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城堡，任何人不敢拆迁！在德里和班加罗尔等城市，茅草屋往往与跨国公司的摩天大厦交织在一起，平民和贫民可以分享城市化的果实；

　　印度人口年轻，40%以上在30岁以下，而中国只有约30%。到2050年，中国1/3以上人口将在60岁以上，而印度只有1/5。独生子女政策使中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与中国相比，印度是一个年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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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结论

　　中国和印度，两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正在上演着一场举世瞩目的世纪角逐。中国是兔子，印度是龟！如今的印度，可谓轻装上阵，而我们则已不得不背上沉重的环境污染、内需不足、等包袱，以及民主法治不立、舆论监督不强、公民自由度不够等制度掣肘。中国巨龙身手矫健，但见首不见尾；印度大象行动迟缓，但步步铿锵有力。此时重温70多年前富兰克林.罗斯福对变革中的美国的理解，的确有振聋发聩之感，他说：“在我国，惟一真正值得宝贵的，是自然资源和人民大众。”

　　一个国家的创造力、竞争力最终要落在这个国家的公民个人身上。民为国之本，民强则国强，民富则国富，民弱则国不可能长久强盛也。而自由(自由创业、自由迁徙等等)和开放，则是一切根本的根本。诚如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则说：“知识加自由才等于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为个人争权利就是为国家争权利，为个人创造财富就是为国家创造财富！ 来源：新浪财经

2006年10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