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往惯例，继10月31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了当前经济工作后，12月或将迎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该会议被业界视为是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和定调第二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

在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释放出哪些信号？明年经济工作重点将围绕哪些方面展开？这些都是备受市场关注的焦点。

对此，受访经济学家认为，今年的会议可能会延续7月和10月政治局会议的基调，无论是“稳中求进”还是“稳中有变”，稳增长还是政策重心。明年经济工作可能围绕六个“稳”展开，平衡兼顾稳增长和促改革，同时还会防范风险。

　经济工作重点或将围绕六个“稳”展开

对于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会释放出的信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第一，稳增长需及时发力。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需要及时通过逆周期调控手段，适度加大政策宽松力度，稳定经济运行不要过分偏离潜在经济增速。”王军指出，2019年经济增速预期目标可以确定为6.0%~6.5%之间，这样的速度是符合实际和留有余地的，既能保证“十三五”增长目标的实现，也有利于引导社会各界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高质量发展上。我们宁要高质量发展的中低速，也不要低质量发展的中高速。

第二，促改革应尽快落地。王军认为，很多重大领域的改革，未必都需要完备的顶层设计，也需要自下而上的主动作为和积极探索，要重视和鼓励发挥基层与企业的首创作用和主体意识。改革方案的出台归根结底要经过市场的检验，要依靠市场的手段，有生命力的改革方案是计划不出来的，也规划不出来。

在他看来，今后我们既要警惕和反对去全球化，也要警惕和反对去市场化，对于这些逆历史潮流的思潮和行为要坚决反击，及时纠偏。

第三，调结构重点是需求结构。在王军看来，中国经济要顺利实现转型升级，必须重构需求版图。一方面要逐步降低对于基建、房地产和外需的高度依赖；另一方面，继续大力培育内部市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以消费需求的持续升级，激发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此外，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消除那些可能导致消费降级的因素，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补短板”。王军举例说明，如基础设施特别是与乡村振兴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未来仍有较大空间；去产能仍存在“制度梗阻”，大量“僵尸企业”还在无效资金占用，需要坚决出清；降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仍有较大空间，减税降费的长效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应有系统性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应尽快建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两手并举”的长效机制；科技创新环境、人才培养机制等都是制约创新驱动的明显短板。

第五，防风险要高度关注“债务—通缩”风险的加剧。王军表示，2018年去杠杆的过程可谓异常艰难，市场并没有真正出清，清算刚刚开始就被迫中断。收缩货币、债务违约，导致了市场波动和轻度的经济下行。在债务高企的环境下，疾风暴雨式的一刀切式去杠杆造成资产价格的剧烈变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债务—通缩”风险。

因此，他认为，未来需要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缓解民营和小微企业的信用紧张状况，极力避免出现“债务—通缩”的自我加强和恶性循环，陷入所谓“糟糕的去杠杆”阶段不能自拔。

明年经济工作重点可能会围绕哪些方面展开？对此，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主管章俊则对记者表示，“预计明年经济工作可能会围绕六个‘稳’展开，基本原则是平衡和兼顾稳增长和促改革，同时防范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美联储政策变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上升。”

六个“稳”是7月3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出的。该会议要求，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在业界看来，这六个“稳”字体现了未来宏观政策的重心是求稳。

王军则认为，一方面，要管理好三大不确定性，包括房地产、基建和外需。另一方面，要积极把握住三大确定性：创造条件推动消费升级，优化环境、完善机制实现创新驱动，加大投入、补齐短板促进乡村振兴。

“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或不变

受访专家们认为，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会确定明年整体政策基调，不过具体的政策目标或将在明年3月的两会上才会正式公布。他们预计明年宏观政策基调或仍为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组合。

在货币政策上，章俊对记者表示，“预计明年央行会继续降准，这是因为一方面维护市场流动性相对宽松，另一方面也是通过收短放长来推动实体经济融资和降低融资成本。”

王军也告诉记者，对货币政策而言，未来政策思路应继续转向全力稳增长、救民企和防风险。

因为在他看来，一是降准仍有必要，以继续推动信用扩张，防范信用紧缩引发的风险，维持流动性水平宽松。二是降息存在空间，有利于快速引导贷款利率下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融资贵问题，有利于进一步稳经济和支持民营小微企业。三是打通货币传导机制。央行可直接购买经营正常、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龙头民营企业债券，向市场直接投放流动性，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支持民营企业健康有序发展。四是监管政策可适度放松。要创造条件，逐步解决当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中的非货币政策因素：如资本、监管指标、商业银行内部风控以及问责机制的约束等。“这有利于打通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的渠道，有利于激发金融机构内生动力，解决不愿贷、不敢贷问题。”王军说。

中泰证券有分析师还预计，元旦、春节前都将是降准的可能时点。该分析师指出，降准则是未来的趋势。因为当前外汇占款逐步下降的情况下，降准是必然选择，且降准可以减轻银行负债端的成本压力，增加银行表内贷款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在外汇占款方面，央行11月2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末，央行口径外汇占款规模为21.3万亿元，环比下滑915.76亿元。这是自今年8月以来连续三个月下滑，但下降幅度已经明显减缓。

其次，在财税政策方面，章俊指出，“财政政策会更积极，预算赤字率、地方债发行规模和降税减费力度都会有较大提升。财政政策会从结构角度来帮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

王军也持类似看法，他认为，未来更大规模、更大力度的全面减税以及适度扩大赤字率等更加积极的政策值得期待。

他指出，增值税不管是由三档并两档，还是保持三档税级不变，都有调减税率的必要和空间；企业所得税税率也有下调空间，比如，从25%下调至20%。并且，为使市场建立正向和可持续的良好预期，应明确提出每一年具体的减税规模，而非含糊其辞。例如，每年可确定减税规模为1万亿~1.5万亿元，甚至可以更多，并持续若干年。

与此同时，王军还指出，2019年完全有必要将赤字率提高到至少3%。这是从“去杠杆”到“稳杠杆”的现实需要，是解决“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等矛盾的现实需要。

“更进一步，从理论上看，应逐步放弃平衡预算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即财政不应只追求自身的平衡，而应服务宏观经济平衡的大目标。我们需要适当增加财政赤字，不应该僵化地受所谓赤字占GDP比重3%的限制。”王军认为。

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发给记者的分析中也称，预测201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加码，预算财政赤字可能超过GDP的3%，政府进一步减税降费，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监管边际放松。同时，货币信贷政策也将有所放松，央行可能多次降准，市场利率可能下行，整体信贷增速有望温和回升至11%。（作者：谭志娟）

转自：中国经营报

2018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