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这种提法是第一次。

过去五年来，从“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到“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决策部门对实体经济的重视可见一斑。要问的是，实体经济的吸引力是否正在弱化？如果这是值得正视的风险，如何让实体经济更有吸引力。

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让实体经济中的企业能赚到钱。这几年坊间流传这样的慨叹：踏踏实实做实业十多年，从收益看跑不过转行做房地产的。现实的案例更残酷，一些原本可能亏损的上市公司，卖掉两套房就可以转亏为盈——这是一种被扭曲的示范效应。

尽管做得很辛苦，很多企业家依然坚守，动力之一是那种实业报国的情怀。我们当然要为这样的企业家点赞。不过对这种情怀与坚守最好的激励，不正是让这些企业家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在今天的市场中赚到钱么？若非如此，“老兵”终将凋谢，振兴实体经济的接力棒要交给谁？

当然应该承认，实体经济中有不少企业水平很低，产品质量差，更缺乏叫得响的品牌。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所有行业，落后产能被淘汰，创新乏力的企业退出市场势所必然。然而我们还应该正视，中国企业承受的高成本也让它们很难赚钱，高成本侵蚀了原本就不高的回报。但是没有积累就没有迭代升级的资本，这也让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弱势。应该说，这些年实体经济成本抬升有刚性因素，比如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无可逆转。但更进一步看，劳动力成本中也有一些可以降低而且应该降低的成本，比如五险一金的费率。如果这样的问题不解决，如何强化实体经济的吸引力呢？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为何经济学家周其仁屡屡对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反弹提出警告。这些企业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本来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已经大大下降，近些年来却掉头向上。周其仁认为，如果不能把这些成本再次向下推，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就会受到损害。不过坦白说，尽管企业对这些成本有切肤的感受，一些政府部门却很容易视而不见。关键在于，它们本就是问题的制造者。

成本考量以外，我们会发现，有些实体经济中的企业明明还赚钱，产品的市场前景似乎也不错，但它们也不愿更多投入，更不敢做长期打算。这对政策制定者有更大的启示。对于在实体经济中投资兴业的企业家来说，他们还需要另外一种东西，那就是稳定的预期和有效的产权保护。长期而论，这比企业很快就能赚到钱更重要。

理由很实在。实体经济中多苦活累活，很多项目投入产出周期比较长，打造一个用户与消费者信赖的品牌更要花费心力与时间。没有稳定的预期，缺乏严格的产权保护，就谈不上工匠精神，品质与品牌更无从谈起。一旦这样的反向激励出现，那些希望赚快钱、“捞一把就走”的资本就会变得活跃。在一个投机者大行其道的实体经济生态中，真正的投资者恐怕只能敬而远之。

还应该看到，有些领域有足够的吸引力，不过投资者往往难入其门，民间投资更是如此。比如说民营企业多半在产业的中下游，竞争惨烈利润摊薄也是自然。但是企业要想进入上游基础产业并不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想澄清一点，让民资参与垄断行业的混改，和公平的市场准入不是一回事。选择权应该交给民资——他们当然可以通过混改进入垄断行业，但也应该在非禁即入的开放原则下，以各种方式参与这些行业的竞争。

好在，上周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些关切都有积极回应。我们有能力先让实体经济更有吸引力，让更多的资本进入到实体经济，而后，我们将看到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并且见证新实体经济的崛起。

2017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