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工业革命史走过的一些基本演化阶段，后来的每一个国家都要重新走过，才能够真正引爆自己的工业革命。

对中国崛起这样一个现象，我把它看成是人类经济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历史事件之一。英国工业革命至今近250年，但是目前为止只有10%左右的人口真正生活在完全工业化的国家。如果中国能够完成自己的工业革命，就意味着又多了20%的人口能够进入现代的工业文明，而且英国工业革命用了几百年，我们目前为止只用了30多年。

而且中国崛起不是靠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它带给全世界经济的拉动力量相当于当年大英帝国崛起的100倍，相当于当年美利坚合众国崛起的20倍。

所以这个力量非常强大和伟大，它拉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甚至欧美发达地区，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增长机遇。另外，中国还有可能在人类文明现有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工业文明和文化。

30多年前，中国还很贫困，人均收入当时只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但是中国今天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生产全球一半的钢铁，是美国的八倍，全球60%的水泥，世界25%以上的汽车。

从全球前五大工业生产国的制造业生产总值来看，1970年代中国在最底部。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一步一步上升，先后超越其他的老牌工业强国，2010年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且增长的趋势很难再被扭回。我们再看专利申请总数，中国也是从世界排名非常低端开始起步，到了90年代末期和2000年初期开始把发达国家一个一个超越，目前专利申请总数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总和。

但是中国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现实使全世界都感到非常吃惊，还有些疑惑不解。以至于非常多的人，包括我们当中的一些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学者，仍然怀疑这样的增长奇迹是否可持续。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回顾中国的工业化历程，答案就在其中。

为什么中国前三次工业化尝试没有引爆工业革命？

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给我们很多启示，来重新理解工业革命，也能重新帮我们很好的理解中国为什么能崛起。中国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尝试，这至少是第四次了。第一次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由洋务运动开启的。

清朝晚期的那次尝试用了半个世纪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的贫穷、落后问题，因此产生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认为在清朝政府之下的中国工业化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政治制度落后，所以进行了政治制度的激进改革，而且相当全面和彻底。它不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仅仅限制了皇室的权力，而是干脆彻底废除了它，比英国光荣革命还要彻底。

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于西方宪法的“包容性”政府。通过全面模仿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来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

但是照样经历了长期的动乱，军阀混战，国力衰弱，无法抵御外敌。虽然取得了好多社会进步，但是远远不足以引爆一场工业革命。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国的第三次工业化尝试。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也取得了相当多的成绩，比如文盲大量减少，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人口从6亿增长到10亿，建立了一个初步完善的工业体系。但是这些成绩仍然不足以引爆一场工业革命。

1978年中国引爆工业革命 并非否定前30年

那么中国第四次工业化的道路，与前三次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这次如此顺利呢？我无意把后30年和前30年做分割，它们都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通过分开考察才能抓住它的特色。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前30年打下的基础，它为后30年的起飞奠定了很多看不见的却十分扎实的地基，虽然它本身不足以引爆一场工业革命。

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告诉一个发展中国家怎样开启工业化，怎么样复制英国的工业革命，所以大家都是在摸索。中国第四次摸索采取了一个极为谨慎保守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

成功的工业革命都经历了“胚胎发育”式演化

我们再来看看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工业革命的“胚胎发育”式的演化模式。工业革命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不太去研究，现在去研究才发现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模式，叫做“胚胎发育”的模式。它有五个阶段。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成功工业化的国家都经历了这些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工业革命之前的原始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在欧洲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乡镇企业高速发展阶段。与我国的乡镇企业繁荣类似的乡村企业，在16-18世纪的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其它西欧国家繁荣了几百年。

这些大批量欧洲乡镇企业也是在当时欧洲各国的重商主义政府的支持下繁荣的，不是自然爆发产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点就是用劳动密集型的规模化大生产方式（工厂体制），来生产终端的轻工消费品或小商品，主要是纺织品，把它们倾销到全球，但是机器和生产工具可能是手工造的，而不是量化（规模化）生产的。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就产生了对新的能源、新的动力、新的交通运输方式的巨大市场需求，以加速商品的生产和运输，提高流通速度和单位总重量，因而使得老式的能源-动力-运输体系成为经济继续发展的瓶颈。这刺激了新型能源-动力-运输新技术的发明和工业应用，产生了一个工业“三位一体”的大繁荣，比如像煤炭开采，蒸汽机发明和改进，铁路和公路基础设施的繁荣。这个三位一体繁荣就自然会导致重工业繁荣并诱发第二次工业革命。

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就是对所有生产资料、中间产品和生产工具的规模化大生产，包括钢铁、煤炭、铁路、机器、通讯设施、轮船、汽车等等运输工具。这也使得采用新技术和量化生产方式来生产这些重工业产品有利可图。所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就是一系列工业新技术的大爆发。

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以后，一个经济体就完成了一个回路，不仅是终端产品能量化生产，连中间产品和生产工具都能量化生产。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生产力大大跃进，人类社会就有条件进入第五个阶段，即福利社会阶段。

中国奇迹符合“胚胎发育”规律

经济发展，和大自然的很多奇妙现象一样，服从一个“胚胎发育”的基本原理。即个体的发育需要在很多关键环节重复整个“类”的进化过程。

比如人类个体的胚胎，在母亲身体里发育的过程就重复了整个人类甚至生物进化的全部过程，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无脊椎到有脊椎，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脊椎动物，再到婴儿。

中国奇迹也是如此。经济发展也符合这个“胚胎发育”的规律。人类工业革命史走过的一些基本演化阶段，后来的每一个国家都要重新走过，才能够真正引爆自己的工业革命，实现工业化，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半途而废。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用第一个十年就复制了英国历史上用两三百年才走过的原始工业化阶段，用第二个十年复制了英国历史上用50年走过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虽然纺织机比英国当年先进，基本原理是一样的，产品的目的和面向的市场也是一样的。但是你必须重新走这些阶段，不能跳过。

我们以前不懂，想把它们尽快跳过了，希望直接开启重工业化阶段和农业现代化阶段，结果不行。拉美国家也是这样，行不通。这也不怪他们，因为经济学家一直没有发现这个规律。

但是必须认识到哪怕落后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如果没有国家能力和政府的作用，没有产业政策的作用，这些国家不可能实现工业化。

在没有国家力量和正确产业政策的帮助下搞工业化，完全让位于所谓市场力量，就等于让小孩自己在原始大森林里面靠自己去发现数学知识一样，是不可能成功的。依靠国家力量，遵循正确的产业升级政策，主导市场经济发展，就是中国成功的秘诀。

要想富，先修路。贫穷、落后、工业化失败，始终是社会协作失灵的产物。问题的根源在于，创建规模化的能让现代产业盈利的市场，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协作成本。而这一成本却被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忽略了。

“自由”市场并不自由，它既不天然存在，也不自动有效运作，更不是免费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必须由一个强大的政府去提供。

正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工业革命，其源泉并非来自于技术升级本身，而是来自于一个有为政府所引领的连续不断的市场创造。

规模化工业品市场难以通过一次性的大推进来建立，而只能是一步一步按照正确的顺序来实现。无论一个国家多晚开启工业化，重复早期发达国家的基本发展阶段是必要的。

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是林毅夫最开始带头批判的，都把西方国家的屋顶当成自己的地基（你去西方国家看到的都是建好的屋顶和上面的装饰品和墙上贴的画，但是后面的复杂管道、电线和地面下的地基根本看不见），把结果当作原因，把西方工业化的成果当作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他们教导贫穷的农业国通过建立先进的资本密集工业（如化学、钢铁和汽车工业），或建立现代金融体系（例如浮动汇率、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以及国有资产和自然资源彻底私有化），或建立现代政治体制来开启工业化。

但是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工业化道路违背了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和如下一条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供给不可能自动创造它自身的需求。”这样的经济学理论因此造成很多国家政治不稳、发展停滞和无休止的金融和财政危机，在非洲、拉美、东南亚和中东地区成为社会躁动不安、贫穷与收入陷阱的根源。

2017年06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