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根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如何解决我国当前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实现转型升级,进而实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转移,化挑战为机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为此,本报特邀请相关部委、智库、企业进行“三方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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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报:近些年来,关于实体经济发展困境的讨论一直在持续,比如产能过剩的问题、融资难的问题等。当前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罗文: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总体企稳向好,但仍然面临不少突出困难。

一是生产要素脱实向虚。据测算,目前工业行业平均利润率在6%左右,而银行业利润率接近40%,是工业行业的7倍。由于行业利润率上的巨大差异,近年来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加速从制造业领域抽离,过度向金融、房地产等领域集聚。这种“脱实向虚”的倾向,已成为当前制造业发展中的突出困难。不解决这一问题,就很难将制造强国战略真正落到实处,甚至影响到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二是企业成本负担重。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等要素成本快速攀升,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以人力成本为例,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预测,中印两国制造业每小时的劳动力成本之比,从2012年的138%将上升至2019年的218%。

三是体制机制改革亟待深化。政府职能越位、缺位、不到位的问题依然存在,管理服务能力还不够。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还不到位,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要素价格扭曲和市场信号失真的情况,要素价格不能真正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部分垄断行业改革进展比较缓慢,准入门槛过高,其他所有制企业公平进入的机制不健全。

刘志彪:当前,实体经济发展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困难。一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这主要体现为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不强,而虚拟经济盈利太高,形成了对资源的强大吸附,从而拉高了实体经济的成本。这是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二是实体经济本身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在供给过度的情况下,竞争加大,价格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自然就下降了。三是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实体经济在市场销售环节也出现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为实现“稳增长”的目标,却不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投入力度,一方面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实体经济的高负债率。

李兴浩:总的来看,我认为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大困境在于国内制造业整体的下行压力,包括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纷纷从制造业领域抽离、资源环境约束和出口市场低迷、科技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等。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我亲眼目睹了许多实体行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利润率不断下滑,部分行业甚至面临全行业亏损的局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离开了实体行业。此外,许多的“创一代”企业家们也逐渐地老去,企业能否顺利接班也将成为难题。在整个职业经理人培育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当前,资本逐利堆积于房地产、股市、债市等资本市场,挤压了制造业的发展空间,但我始终认为制造业是根本。振兴实体经济,重点在制造业、难点也在制造业。

学习时报: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离不开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很多企业已经意识到了科技创新对于自身发展的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纷纷加大了投入。但也有观点认为,目前这种引领和支撑作用体现得并不明显。如何评价科技创新在当前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罗文: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近年来,我国全面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科技创新成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助推器。科技创新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往往都会带来一系列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运用这些先进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升,有利于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促进传统产业的高端化发展。以我部开展的两化融合贯标工作为例,贯标企业通过运用信息技术,显著提升了研发创新、生产效率和服务水平,运营成本平均下降8.8%、经营利润平均增加6.9%,综合效益显著增长。

二是科技创新成为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的动力源。当前,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愈行愈近,以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得以广泛深入应用,使一系列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例如,当前智能手机、智能电视、可穿戴设备、无人飞机、智能汽车、机器人等新型智能产品日益普及,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智慧物流、数字医疗、远程教育等新兴业态迅猛发展,众包、众创、众筹、威客、个性化定制、线上到线下（O2O）等新模式层出不穷,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三是科技创新成为企业强筋壮骨的增强剂。创新是企业生存的根本,是决定企业发展方向、发展规模和发展质量的核心要素。我国通过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培育出了华为、中兴、阿里巴巴等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知名企业集团。据欧盟委员会2016年12月底发布的“2016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统计,华为的研发投入达到83.58亿欧元（相当于608亿元人民币）,位居中国第一、世界第八,超过苹果公司。可以说,华为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创造了其在全球电信基础设施领域的领先地位。

虽然科技创新为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也要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产业创新能力仍然较为薄弱。一是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较少,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二是创新资源配置不合理。资金、设备等存在重复浪费的现象,创新载体分散,难以形成合力。三是产业协同创新能力不足。产学研用脱节,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企业有效运用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尚显不足。接下来,还需要继续围绕创新驱动战略,切实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推动实体经济快速发展。

刘志彪:这个问题应该分开来看。首先,从实际的、直接的角度来看,国家对实体经济创新的投入还是比较大的。根据《中国创新指数研究报告》的年均增长率判断,到2018年,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达2.61%,这个数字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了,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很大了。从产出指标来看,如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近些年来也一直在提高。此外,国家申请专利的数量,特别是知识产权的数量,也在提高。这都反映出实体经济正朝着创新驱动的方向发展。

其次,从国家统计局历年公布的数据来看,近些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概占一半。所谓引领作用,就是说经济增长、产业发展方向要受科技进步作用的支配,从定量的角度来判断,支撑作用已经有了,但引领作用还不够。目前来说,这也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因为我国正处于技术的学习与模仿阶段,正处于向自主创新突破的临界点上。中国的企业在工艺等方面创新的进步非常快,只是现在向价值链的高端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遇到一些条件的限制,比如外资企业在中国企业代工的过程中会在技术等方面进行一定的封锁,在自主知识产权方面有一些限制。所以,中国企业发展正处于一种周期性的低增长阶段,遇到很多的困难,比如资金的困难,而且管理者对继续投入能否取得良好的效果也没有信心。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国家能够给予实实在在的支持,使实体经济在早期的学习模仿阶段积累经验,就有可能实现突破,进入到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去。如果能够实现突破,我们就能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如果不能实现就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学家的视角来说,能否实现突破主要是看国家的人均专利水平,这是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指标。

李兴浩:我认为,科技创新在当前实体经济发展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之所以有人认为科技创新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体现得并不明显,这是短期和长期的问题。短期来看,可能起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长期来看,原创性科技创新的提高,才是推动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引擎。

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文化自信是精神,工匠精神是灵魂,创新驱动是推手,智能转型是路径。所以,我们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智能制造为核心,推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等的创新,使创新成为推进制造强国建设的核心力量,最终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成为世界优质产品的标志。

振兴实体经济,企业家责无旁贷。越是在转型升级时候,我们越应该呼唤企业家精神,注重企业创新内核。

学习时报:对于发展实体经济,有观点认为,我们在注重壮大传统实体经济的同时,还需努力扶持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新实体经济。如何理解“新实体经济”?它与传统业态的区别在哪里?

罗文:所谓“新实体经济”,实际上是指“制造业+互联网”催生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新实体经济与传统实体经济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

与传统实体经济相比,新实体经济有这么几个特征:一是组织方式更趋小型化。传统实体经济的生产组织方式属于集中生产、全球分工;而新实体经济主要以创新型小微企业为主,组织方式呈现小型化、专业化、扁平化特征,甚至是只有运营总部而没有生产车间的网络企业或虚拟企业。二是制造模式更趋精细化。传统实体经济的制造模式是减材制造方式,即先做毛坯,然后通过各种机床切削、加工处理,浪费较多;而以3D打印为代表的新实体经济则是增材制造方式,通过数字化的叠加式制作形成产品,实现了节约生产。三是生产方式更趋个性化。传统实体经济是大规模、大批量、标准化生产,服从规模经济的要求;而新实体经济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大规模、智能化的个性化定制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新实体经济与传统实体经济不是对立的,而是传统实体经济的延伸。发展新兴产业是增加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后,也是新动能。传统实体经济经过先进技术的改造提升,能够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发展为新实体经济。

刘志彪: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这部分经济原本就是实体经济,之所以出现“新实体经济”这个概念,是因为我们以前对实体经济的定义出错了。

界定实体经济,首先需界定虚拟经济。什么是虚拟经济呢?它是指不创造任何真实社会财富的经济,具体地说,就是钱生钱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不提供任何服务、不创造任何真实有效的社会财富的。把虚拟经济的部分排除,剩下的自然就是实体经济了。比如房子,当房子用来炒的时候,它就是虚拟经济;但当它是用来住的时候,它自然就是实体经济了。再比如金融,当金融活动为实体经济服务时,它是实体经济;但当银行因负债率高,参与炒作时,它就又变成了虚拟经济。因此,界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不能以部门分类作为标准,而应以是否创造真实社会财富来衡量。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体经济才是重要的,因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社会财富。

阿里巴巴只是将线下的活动搬到了线上,从而节约了劳动、降低了成本、创造了效率。但如果阿里巴巴上市以后去炒作,从几块钱炒到几十几百块钱,那多出来的这部分就是虚拟经济。

李兴浩:我所理解的“新实体经济”,是以线下生产为基础,以线上营销、贸易、物流为延伸的新的产业模式,即“实体经济+互联网”。它是传统实体经济发展到目前的必经之路,实际上是承接国内实体经济产业转型的新趋势,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

第一,它与传统实体经济不是对立的,也绝非简单的线上线下之分。新实体经济既包括传统制造业,也包括了第三产业,如运输、快递等服务业。第二,它是以实际的产品为依托的线上化和电子化,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搭建了一个更为便捷的实体经济产供销渠道。第三,新实体经济一定是创新性的,“新”在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对传统实体经济进行改造升级,如通过智能化、大数据等新技术和新科技修复传统动能,使一些传统行业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通过电商交易链条上的贸易、供应、消费者沟通,以及与之相关的信用、数据、订单等具有信用属性的元素,能够对下游的市场、销量、用户情况进行准确判断,使得市场需求什么,实体经济就生产什么,减少了库存,也减少了浪费。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片面强调第三产业中的信息化产业、金融业以及物流业等相关行业。对我国现阶段经济新动能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仍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如果过分强调其他新兴辅助性产业的作用,无异于舍本逐末。

学习时报:对于实体经济来说,其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要实现这一最终目标,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具体到新形势下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任务来说,政府和市场各自作用的重点在哪里?

罗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化改革是中国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新形势下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出发点。然而,市场在高效配置资源的同时,往往存在“失灵”的情况,集中表现在节能减排、安全生产、行业共性技术、公共服务等外部性比较强的领域。克服市场失灵,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政府在新兴产业保护、技术研发支持、市场需求培育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在一些大企业遇到自身不可克服的困难时,政府直接出资入股予以支持。

发达国家尚且如此,我国作为追赶型经济体更应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合理制定产业政策、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培育公平竞争市场,必要时也要加大对一些重要领域的资金投入。一是战略性产业的突破,如集成电路、航空发动机等战略性产业。二是行业共性技术的供给。行业共性技术在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中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公益性,市场机制往往难以发挥作用。政府要适当投入资金,建设行业共性技术服务平台或网络。

刘志彪: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政府功能的界定。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要大一点,因为市场失灵的现象比发达国家要多一些。政府其实没有必要去替代市场,因为政府干预也会失灵。从这一角度来说,虽然发展中国家市场失灵的领域比较多,但并不意味着政府一定要去管,而应该将职能更多地用于完善市场上。如此,市场失灵的现象才会越来越少,并逐步接近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

在2016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强调“要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其实就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这应该是政府的主要功能。具体来说,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实现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法治化。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包括董事会、股东大会、经理层、劳动者,及其互相之间的关系。如2016年万科与宝能的股权大战,就是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没有做到法治化的一个典型事例。第二,实现对企业产权保护的法治化。针对民营企业发展最重要的产权保护问题,中央已经专门开会、下发文件,但在具体执行层面还没有做到位,政策还没有落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困难,其实就跟民营企业产权保护没有做到位有关系。现在最重要、最应该做的,就是处理一批特大的、影响恶劣的、侵占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产权的案例。第三,实现企业间关系的法治化。最重要的是落实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第四,实现企业与社会,重点是与政府关系的法治化。比如政府宏观调控、税收等,都需按照法治化的程序来进行。如果按照这四个方面来构建市场营商环境,实体经济就一定能够做好。

李兴浩:政府和市场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形势下,政府应该把重心放在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上,回归“服务者”本位,而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打造政府和市场功能相融合的新型激励机制,促进实体经济新动能的形成。

政府首先要在精神上对搞实体经济的企业家给予支持。企业家是发展实体经济的有社会影响力的群体,对他们的肯定会营造实体经济发展的有利氛围。

此外,政府还应在贸易促进、研发投入以及打造中国制造国家品牌等方面,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的扶持力度。第一,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建议政府出台促进出口贸易相关利好政策,为“中国制造”走向国际市场畅通道路。第二,加大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科技型人才的供应,鼓励企业从事技术创新,为企业研发成果的转化创造便利条件。第三,对于运营正常的企业,不能收缩贷款资金,让更多的社会资本投资制造业,让更多的企业家专注于发展制造业。

2017年04月26日